中图分类号：D422.6;F323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为乡村治理指明了方向路径，提供了工作遵循。2019年中办和国办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对乡村治理进行了更加细化的具体的部署和要求。新时代以来，全国各地也涌现出了部分乡村治理的先进典型，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翟坡镇朝阳社区便是其中一个，它实现了从一个“老大难”的乡村到一个“自治德治法治”治理有序的社区的转变，我们可以通过剖析该社区的经验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乡村治理提供借鉴。

1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困境

1.1 社会困境：乡村人口空心化严重

长期以来，我国的乡村始终依附于城市，2006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这才正式结束农村哺育城市的政策，但是这些年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城市中有着更多的资源，吸引着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这导致乡村出现人口空心化问题，现在农村剩下的很多都是“386199 部队”( “38”指妇女，“61”指儿童，“99”指老人) 。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不仅形成人口的空心化，而且还导致农村出现农业生产农民荒、公共服务滞后与缺失、基层民主虚置等社会问题。^[1]

1.2 主体困境：乡村治理人才不足  

农村人口空心化也导致了乡村治理人才的不足。农村大量青壮劳力外出务工导致村委会成员普遍年龄偏大。有学者对河北定州的12个村庄进行调查，1980年以前，该地（以前为定县）村长的平均年龄是37岁，比目前的主要领导人平均年龄小17.4岁。^[2]乡村治理人才不足，首先体现为乡村治理人才数量问题，主要体现在“本土人才发掘不够、外出人才召回不足、新来人才挽留不住”，干部“青黄不接”的现象比较严重。其次就是人才的质量问题。年轻干部基层工作经验不足、群众工作能力还不够，在农村扎根多年的乡村老干部运用科学技术能力又不够。

1.3 价值困境：乡村文化价值失序

现代化进程对农民的思想产生着重要的冲击，同时也在塑造着农民的思想，当前，农村意识形态呈现分散化趋势、“农民的价值判断趋于多元”，同时农民的“公共精神趋于式微”“集体观念趋于弱化”,^[3]乡村治理面临着文化价值困境。具体而言，存在乡规民俗失范失效、农村法治文化氛围不浓、乡村道德品质不同程度滑坡、集体娱乐文化内容缺失等现象和问题。^[4]这导致目前乡村文化价值多元，思想逐渐分散化。此外，在网络时代的冲击下，部分短视频软件兴起，乡村群众在碎片化的手机娱乐中寻找休闲方式，对于乡村集体娱乐也逐渐失去兴趣。

1.4 制度困境：乡村治理制度碎片化

尽管目前，在乡村治理体系强调的是“政府负责”，但由于政府的法定地位、具体职能和组织属性，事实上可以说是“政府主导，主体负责”。^[5]乡镇政府主导下的乡村治理，易出现碎片化问题，各个乡镇部门对乡村都有管辖。另一方面，乡村事项主要是由村委会来主导，很多乡村群策群力以及监督审议机制设计不完善，对于乡村其他“治理力量”发挥不够，会导致资金投入分散化等问题。^[6]

2 新乡县翟坡镇朝阳社区治理实践

2.1 朝阳社区之发展之“变”

朝阳社区位于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翟坡镇，原为东大阳村，在2008年以前就是集体经济薄弱，家族派系林立，群众矛盾尖锐的老大难村，自2008年以来，从规划住房搬迁开始，朝阳社区翻天覆地的变化之路，先后被评为河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河南全省民主法治村、省文化建设先进单位等。

2.2 朝阳社区经验之“践”

在朝阳社区在乡村治理的道路上摸索出自己的“治理之道”。

2.2.1 新乡贤“一肩挑”参与乡村治理

朝阳社区在2008年开始积极号召新乡贤建设乡村，在乡政府的协调下，邀请任新乡市粮食局副主任、新乡县韵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担任社区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2.2.2 积极盘活集体建设用地，招商引资，创办企业，促进经济发展

村集体、农民以资金、资源入股，使农民通过“过程管理+按股分红”模式获得保底分成、年底分红等利益。

2.2.3 强化精神文明建设，弘扬孝道文化，推动乡村文化建设

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积极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开展孝道文化宣传活动；开展星级文明家庭评选活动。此外，朝阳社区不断丰富村民娱乐文化活动，通过唱戏、歌唱队、篮球赛等文体活动激发生活激情。

2.2.4 完善乡村管理制度

（1）坚持135工作制，打造一个堡垒——党支部，打造三支队伍——村三委队伍、党员队伍、村民代表队伍，建立健全五个机制——民主决策、矛盾调解、为民服务、文化建设、平安建设和监督机制。（2）建立村民自治机制，对于大问题，每月月末例会解决，确保村民代表提出提案、党支部协商提案、村民代表大会决策、村委会执行决议、监委会监督执行情况；对于小矛盾，采用1+3工作模式，即一次月末干群例会；代表反映问题、干部问题解决、问题张贴公示。（3）创新联系群众机制。推行联户代表制度，团结少数积极分子，充分了解社情民意据统计，在新乡县影响全县的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4）创新法治治理机制。构建需多元化纠解决机制，打造“家事法官+家事调解员+心理咨询师“的家事审判模式。

3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破局路径

新时代下，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要以盘活农村集体土地，推进乡村经济发展为根本，以新乡贤发掘为抓手，以管理制度完善为保障，以文化发展为价值指引，深入融合自治、德治、法治的治理体系，开拓新时代乡村治理新格局。

3.1 优化人才队伍：以新乡贤为着力点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要我们推动乡村治理主体结构的优化，要厘清乡村治理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并推动结构优化重组。目前乡村治理机构主要包括党支部、村民会议（村民小组会议）村两委、联户代表以及近年来提倡的发掘的乡村组织以及新乡贤群体五类群体或组织。乡村治理要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乡村治理的工作队伍。首先，必须发挥党支部的核心作用，做好“指挥所”和“突击队”的作用，发挥模范引领作用。其次，完善村委会决策机制，要保证调动村民参与决策的积极性。再次，发挥村两委的主体地位。村委会负责执行，村监委会负责监督。而后，要发展群众力量。可以“联户代表制度”以团结少数积极分子。最后要发挥社会组织力量。鼓励乡村建立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培育壮大家政、劳务等经济实体。^[7]我们需要发挥新乡贤作用，需要建立新乡贤培育引进、融入转化以及风险防范等机制以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3.2 夯实经济基础：从盘活集体土地出发

当前我国农村人口主要才体现为社会性减少阶段，对于中国农村空心化治理的经济手段应由外生性转向外生与内生性并存,重在内生性经济发展,打造高附加值的农业生产模式。^[8]根本措施在于盘活农村集体经济。首先，需要盘活集体建设用地，招商引资、创办乡村企业；可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入股企业；可与开发商合作，也可以由村组织集体开发房地产。其次，盘活宅基地，实现户有所居。可以建立网上平台，帮助村民出租闲置宅基地；招商引资，发展民宿经营或乡村康养，吸引村外企业或个人，并鼓励村民以房或宅基地入股。合作建房，与村外人或投资人进行合作建房。最后，集中集体耕地，增加粮食产量。对土地资源进行明确划分，控制住有效的种植范围，对原有土地资源进行重新整合，提升集体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

3.3 强化价值引领：以德治目标为归旨

文化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凝聚枢”“风向标”作用。文化引领是“德治”的必然选择，是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措施，我们应当强化文化引领。文化引领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贯彻村规民约、发扬乡村伦理、弘扬乡俗传统、丰富娱乐生活。首先，要发挥村规民约的潜力，发挥群众力量制定符合当地特色的村规民约并保证其实施。其次，要弘扬家庭美德，经常性开展“好家风”“好家训”等模范评选活动。还要结合当地资源，发掘乡俗文化并创新文化形式。例如可对农耕文化进行整合式创新,促进乡村民众的文化认同。^[9]最后，还要丰富娱乐生活。可以组织太极拳、象棋、钓鱼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休闲活动及交流比赛。

3.4 完善制度保障：从权力界分着眼

一是建立健全村民代表提案制。推动提案的提出、协商决策、执行、监督的全流程解决。二是探索群众互动治理制度。要加强群众联系，发挥群众力量。从实践来看，可以借鉴江苏省连云港的“三会村治”模式、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模式、河南邓州的“4 + 2”模式^[10]，此外，湖北黄冈开设的“谈心室”、襄樊“乡村夜话”、随州创办的“农民讲坛”、青岛“行风热线”等都可以说是农村基层互动治理的典型探索。^[11]三是加快建设利民服务制度。设立统一的便民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办理，对于交通不便、身体不便的提供上门便民服务。四是建立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借鉴浙江“枫桥经验”、安徽桐城的“六尺巷调解工作法”和山东省安丘市的“信访矛盾公开听证”制度等典型做法，完善“自我协商-乡贤调解-村委会协调-乡镇协调-申请仲裁-法院诉讼”的流程制度，促使“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

4 结语

“三治融合”的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是乡村振兴战略如期实现的重要依托载体，是解决乡村矛盾的重要途径。^[12]具体而言，促进乡村善治需要以新乡贤为着力点优化人才队伍，建立新乡贤培育与引进机制，建立新乡贤的融入与转化机制，构建新乡贤的风险防范机制：需要从盘活集体土地出发，夯实经济基础，盘活集体建设用地，招商引资、创办乡村企业，盘活宅基地以实现户有所居，集中集体耕地以增加粮食产量：以德治目标为归旨强化价值引领，积极宣传法治精神，制定并贯彻村规民约，强化乡风文明建设，丰富村民娱乐生活；从乡村权力界分着眼，完善制度保障，建立健全群众互动治理制度、利民服务制度、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建立和基层监察体制。特别要指出的是朝阳社区以及在新乡县其他乡村广泛实施的村民代表提案制，是一种“三治”治理方式的有益探索，具有可推广性。乡村治理是一个复杂的难题，要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创新，方可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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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霍军亮.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公民道德建设[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0（5）：68-77.

[4] 李元勋，邱蕊.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探析——基于德治的视角[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19（1）：93-96.

[5] 唐皇凤，汪燕.新时代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生成逻辑与优化路径[J].河南社会科学，2020，28（6）：63-71.

[6] 郑会霞.如何突破乡村治理面临的四重困境[J].人民论坛，2020（18）：78-79.

[7] 黎珍.健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路径探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9（1）：73-77.

[8] 王国华.日本农村空心化治理特征分析[J].世界农业，2015（9）：53-57.

[9] 吴理财，解胜利.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6-23+162-163.

[10] 彭小霞.农村基层社会互动治理的理论意蕴、典型探索与机制创新[J].人兰州学刊，2020（9）：159-170.

[11]  高千，张英魁.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治理主体冲突及其化解策略[J].宁夏社会科学，2019（6）：131-139.

[12] 董洁.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乡村治理问题研究[J].现代化农业，2020（9）：37-40.

作者简介：周安兴（1997—），男，重庆綦江人，硕士，中共重庆市渝北区委党校，助理讲师，研究方向为法学、党史党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