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治理所面临的形势和问题也愈加严峻。2020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将打造韧性城市作为完善城市化战略的重要内容。在此之后，“韧性城市”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两份重要文件。2023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河北考察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时，再次强调建设韧性城市。202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创新性地提出“全面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202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再次强调“加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与风险共存”已经成为客观现实状态，“韧性城市”建设既是全面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必然要求，也是“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路径。然而，宏观的“韧性城市”理念也必须通过微观的“韧性社区”建设才能落地。我国韧性社区建设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体制优势，并通过理念和治理的多维构建，打通从城市到社区的韧性链条。

一、韧性社区是韧性城市的微观落脚点

韧性城市和韧性社区同为现代城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韧性社区是韧性城市的理念、技术和内涵在更精确空间尺度上的延伸。但韧性社区与韧性城市在治理层级、覆盖范围、治理维度和参与主体方面都有所不同。

（一）宏观与微观的差异。

韧性城市聚焦宏观层面，强调城市规划、基础设施、生态系统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例如通过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建设防洪排涝工程、完善多灾种预警系统等提升全域韧性。城市的韧性体现在经济、基础设施、生态、社会等多子系统之间的协调运作与整体性适应能力。韧性城市关注的是城市骨架、动脉和神经网络，如交通枢纽、能源水电系统、通信网络、金融中心、全域生态廊道等。而韧性社区则更多从微观单元切入，注重社区内部的组织动员、居民参与和应急响应能力。它是城市这个巨大的系统的“细胞单元”，复杂性相对降低，但社会复杂性增强，更侧重于建成环境、邻里空间以及生活其中的居民共同体。社区的韧性关注的主要是社区的“毛细血管”，如社区道路、公共绿地、养老托幼设施、邻里关系网络等。

（二）硬件与软件的差异。

城市层面侧重“硬件”与系统性设计，更倚重“硬韧性”，即物质性、工程性基础设施的抗灾能力，如堤坝的坚固程度、医院的容量，以及充足的财政资金和技术资源等。城市层面还需要统筹经济、生态、社会等多维目标，例如通过大数据平台整合城市运行数据，实现跨部门协同应对灾害。而在社区层面则强调“软件”与社会资本积累，更核心的是“软韧性”，即社会资本、社区认同感、邻里信任、互助规范以及共同应对风险的自组织能力，更加关注社会心理与文化韧性，形成“社区共同体”的凝聚力。但恰恰是这些看似“软”的因素，才是危机中触发集体行动、高效利用有限资源的关键。

（三）主要参与主体的差异。

韧性城市的建设更多依赖政府主导的技术创新和政策设计。韧性城市更多强调“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战略规划、法律法规制定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权力的运行也依赖于行政命令和资源调配。韧性社区则强调多元主体共治，如党建引领下的居委会、物业、志愿者协同机制，以及居民自发组织的应急服务队。韧性社区的建设主体非常多元，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它不仅包括基层政府、居委会，还有物业公司、业委会、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及居民个体的广泛参与，依赖于协商、合作与共治。城市治理是以“自上而下”推动为主，社区则更多地需要“自下而上”激活内生动力。

城市韧性为社区提供环境与资源，而社区韧性则是城市韧性的具体体现和支撑，二者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生态系统。

二、体制优势是我国韧性社区建设的核心动能

（一）党建引领下的高效动员与资源整合

发挥体制和机制的韧性，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切实转化为社区建设的优势，才能确保社区的建设质量。党的领导在韧性社区的主要作用为：一是政治引领与价值凝聚：基层党组织发挥政治优势，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与安全导向结合，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将社区韧性目标转化为居民共同行动理念。例如有的社区依托网格党支部打造“红色调解圆桌”，以党员牵头整合矛盾调处资源。二是资源整合与组织动员：党组织通过统筹公共设施、政策资源和社会力量，提升治理冗余性。如“社区吹哨，党员报到”制度，激活“八小时外”的治理效能。三是制度创新与权责贯通：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体系，横向覆盖社区内各类主体，纵向贯通“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党员中心户”，形成权责明晰的治理架构，如民主村的四方议事会。

（二）群众路线下的社会资本与参与活力

我国正大力推动构建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体”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原理之一，是以共治共建共享为内核的交往模式，也是中国文化、社会形态和特色制度的衍生物。韧性社区也需打破传统“单一主体主导”模式，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居民共同参与的协同网络。一是主体联动与角色分工。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联动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等。例如，重庆市九龙坡区民主村的“三师进社区”工作站，通过政府部门牵头，引导专业技术力量下沉社区提供智力服务，助力创建高品质生活社区。“三师”的主要工作包括：向社区居民宣讲城市及社区规划建设有关政策，宣传绿色低碳生活新理念，深入开展实地调研、建设工程立项咨询、规划设计方案咨询、建设效果评价评估等。“三师”在实地调研，熟悉社区房屋、设施、场地、居民、历史、文化等各项基本情况后，分析社区在设施和服务等方面短板；倾听收集居民意见诉求，及时向相关部门、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反馈，推动居民需求落地转化，激活各类主体资源。二是社会资本激活与能力培育。培育在地化社会组织，如社区调解队、应急志愿队等，挖掘居民内生动力。如重庆市渝中区的“十八梯”项目，在改造过程中对文物的保护和对非遗文化的传承，有利于增强居民文化认同。文化是韧性社区的“精神黏合剂”，从而激活社会资本。三是技术赋能与信息共享。利用智慧平台实现跨部门数据互通，例如重庆市江北区人和街道AI哨兵和交通信号配时中心，打破“数据孤岛”；以及通过数字化工具，如居民议事APP等，促进线上协商，提升治理响应效率。

三、多维建构：理念转变与治理关系的实践调适

在社区层面进行韧性治理，在进行理念革新，做到两个观念转变的同时，也需要处理好五对关系，进行治理关系的调试，从多个维度建构起社区的韧性基础。

（一）从建设到治理的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我国城市工作呈现出新的方向和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重大判断，并对城市发展提出了“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的新要求。这意味着，我们的城市发展，开启了从建设导向转为治理导向的路径转变。尤其是韧性社区的建设和韧性城市建设相比，更加微观和聚焦，强调通过优化和完善治理体系，增强社区韧性。目前的城市韧性治理不再把风险灾害和突发事件视作一种“不可接受的冲击”，而是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必然承受的“不良反应”，这更加要求我们要转变思维，通过提升治理能力，以适应外部环境，与风险共存。

（二）从单一防灾到综合韧性提升的转变

提升城市韧性已经完成了从“被动解决问题”到“主动适应风险”的理念变革。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先后多次强调：“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三）处理好硬件投入和软件提升的关系

硬件是韧性的物理载体和物质基础，软件是韧性的社会灵魂和运行保障。二者绝如同“车之双轮、鸟之两翼”。缺乏硬件支撑的软件提升是空中楼阁，缺乏软件赋能的硬件投入则效率低下且不可持续。中国的体制优势恰恰为破解“重硬轻软”的普遍难题、实现“软硬协同”提供了独特路径。用技术“搭台子”，让居民“唱主角”。技术提供精准数据、高效工具，治理确保公平透明、人文关怀，两者结合才能让社区“既有聪明脑袋，又有温暖心脏”。做到以“硬件”赋能“软件”的同时，用“软件”驱动“硬件”，确保硬件建设做到精准与高效。

（四）处理好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的关系

政府不应是事事亲力亲为的“划桨者”，而应是把握方向、制定规则、提供支持的“掌舵者”。政府的核心职责在于：制度供给，资源下沉，平台搭建和兜底保障。制定社区韧性建设的总体目标、标准规范、政策法规和应急预案框架，为多元主体的行动提供清晰的行为规则。将财政资金、专业技术和信息数据等资源精准下沉，例如：为社区工作者和骨干居民提供系统性的能力培训，提升工作人员和居民的风险识别、组织动员和应急协调能力等。搭建议事协商平台，建立政府、居委会、业委会、物业、驻区单位、社会组织及居民代表联席会议等常态化沟通机制，为化解利益冲突搭建平台。并且在发生社区无法应对的重大危机时，进行兜底和救援。在政府建立起的规则明晰的框架和资源支持下，社区也应充分主体作用，培育和发展社区志愿者队伍、兴趣社团、互助小组等，通过邻里关系和社会资本网络，将分散的居民动员起来，形成应对风险的自有力量，从“被动响应者”转向“主动构建者”。

（五）处理好工程项目与非工程措施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建设和管理相辅相成，建设提供硬环境，管理增强软实力，共同指向完善城市功能。”我国提升城市韧性正在逐步由偏重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向城市治理与应急管理方向转移，总体呈现出工程项目先行，同时兼顾非工程措施的特征。从实践来看，一方面我国依托城市更新，开展了海绵城市、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等工程项目。海绵城市是我国应对城市暴雨内涝等气候问题开展的实践创新；城市生命线是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防护网，是城市抵御风险灾害的基础与支柱。依托城市更新，通过统筹“蓝”“绿”“灰”三类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水、电、气等工程设施和技术创新，保障城市常态化运行安全。另一方面，相比于过去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小修小补”，现在更强调通过加强规划管理机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完善防灾减灾制度体系等非工程措施以规范、弥补和保障工程项目的功能，系统提高生命线系统针对各种风险灾害的韧性。

（六）处理好常态化治理与非常态应急的关系

现代城市运行存在着常态化治理和非常态应急管理两个基本状态，尤其在我国大中城市面对日益突出的不确定风险的形势下，这两种状态会存在转换甚至是叠加的状态。现实中“常态”与“非常态”的转换边界往往是相对模糊的，由于转换的“窗口期”稍纵即逝。如何把握好转换的时机，是体现城市管理的能力与韧性的关键。我们要坚持平战（急）结合、一体联动的工作思路，强化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建设，在标准完善、队伍建设、资源整合等方面发力，实现城市常态化治理到应急管理状态的有序且无缝隙的衔接与转换。例如应用到社区层面，就是日常管理中，基层党组织要牵头制定简明实用的应急预案，明确“风险点位分布图”和“资源调度清单”。战（急）时则需依法赋予社区临场决策权，并建立容错机制，鼓励基层干部担当作为。

（七）处理好技术与治理的关系

提升城市韧性广泛应用智能技术，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改造升级，打造新型基础设施，使得城市基础设施不再仅仅是一个工具，而是兼具建设属性与治理属性的结合体，成为城市治理创新的实践场域。这些新型智慧基础设施不仅在建设层面上提高了基础设施的承灾水平，还在治理层面上提供了更多制度变革的探索空间。同时，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入运用，提升了城市安全治理的系统化、整体化、协同化、智慧化水平。技术与治理就像“车之两轮”，需要互相配合。比如用大数据预测灾害风险、用智能设备监测社区安全隐患、用线上平台收集居民需求，这些都是提升效率的“好帮手”。但技术可以辅助人的决策，却不能代替人的温度。技术可以是“服务员”，但不能当“指挥官”。可以用技术“搭台子”，但要让居民“唱主角”。技术提供精准数据、高效工具，治理确保公平透明、人文关怀，两者结合才能让社区“既有聪明脑袋，又有温暖心脏”。

韧性社区建设是韧性城市得以实现的基础，我国在建设韧性城市集合韧性社区中具有的独特优势就是我们的体制机制优势，而要让这一优势发挥最大效用，就需要通过观念转变：从建设到治理，从单一防灾到综合韧性提升的转变，和正确处理：硬件投入和软件提升，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工程项目与非工程措施，常态化治理与非常态应急，技术与治理这五对关系，做好关系调适，从多个维度进行构建，实现优势的有效激活。中国的韧性社区建设路径，是一条有效融合国家能力与社会力量、平衡硬件基础与软件内涵的特色之路。它通过体制优势赋能社区多维构建，不仅为筑牢城市安全防线提供了微观保障，也为全球韧性治理贡献了强调“软硬结合、上下联动”的中国智慧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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