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其升级进程直接关联内需规模扩大与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已从基础物质消费向品质化、多元化方向转变，但消费能力提升仍受财产性收入渠道偏窄、增长动能偏弱等因素制约。财产性收入的拓宽不仅是居民收入结构优化的重要体现，更是推动消费升级的关键支撑，而如何促使财产性收入增长与消费刺激政策形成有效联动，成为落实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的关键议题。从现有政策实践来看，财产性收入提升与消费升级的政策协同性仍需进一步强化，亟待系统梳理二者间的衔接逻辑与实现路径，为构建长效提振消费机制、助力经济内循环提供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参考。

一、财产性收入拓宽与消费升级政策衔接的现实背景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正从投资驱动、出口导向模式转向内需主导的全新阶段，消费作为经济增长“压舱石”的支撑效能持续增强，消费升级已成为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培育新增长动能的核心路径。民众消费需求从传统衣食住行等基础物质消费范畴，逐步向健康医疗、文化娱乐、绿色智能等品质化、多元化服务消费领域延伸，此类需求转变对居民长期消费能力提出更高标准；而财产性收入作为居民收入体系中兼具增长潜力与稳定性的重要构成，其拓宽程度直接关系消费升级的可持续性，为政策衔接提供了宏观经济层面的基础支撑。

民众收入结构的动态调整，进一步凸显政策衔接的现实必要性。伴随工资性收入增长逐步进入平稳周期，财产性收入成为优化收入结构、提升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关键切入点。但当前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仍显单一，主要集中于房产租赁、传统储蓄理财等传统领域，股票、基金、新型资产配置等渠道的参与门槛相对较高，且收益保障机制尚未形成完善体系。

提振消费相关政策的落地执行，对财产性收入拓宽政策提出配套要求。近年来推出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重点聚焦于重点消费领域补贴发放、消费环境优化、消费模式创新等方向，但缺乏居民收入增长尤其是财产性收入拓宽的支撑，短期消费刺激政策难以转化为长期消费升级动能^【1】。部分地区已显现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不匹配的现象，这一情况进一步说明，财产性收入拓宽与消费升级政策的有效衔接，是保障提振消费政策实效、实现内需持续扩大的必要前提。

二、财产性收入拓宽与消费升级政策衔接的现存问题

财产性收入拓宽政策与消费升级政策的协同性存在显著欠缺，二者在政策制定与落地环节常表现出“各自为政”的特征。负责财产性收入领域的政策，多将重心放在拓宽渠道上，例如开放理财市场、优化资产交易流程等，却未能与消费升级政策构建目标层面的衔接；而消费升级政策多侧重于短期需求刺激，像重点领域消费补贴、消费场景创新等方向，并未充分考量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实际节奏与潜在空间。这种政策分割直接削弱了彼此的实施效应，以部分地区为例，其推出的理财市场开放政策虽为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创造了条件，但同期的消费刺激政策未针对财产性收益设置定向引导机制，导致居民新增的财产性收入多流向储蓄或非消费升级领域，无法有效转化为品质化消费支出。例如2024年某省推出的“普惠理财进社区”政策，虽带动居民新增财产性收入超80亿元，但同期该省家电以旧换新补贴的使用率仅为28%，新增收入中仅有12%流向消费升级领域。

财产性收入向消费升级转化的传导机制存在明显断层，不同收入群体的转化能力差异，进一步放大了这一断层效应。中低收入群体虽有消费升级的需求，但财产性收入渠道较为狭窄，多依赖低收益的传统资产配置，即便收入出现小幅增长，也会优先用于覆盖基本生活开支，难以支撑健康医疗、文化娱乐等消费升级领域的投入；高收入群体虽拥有更多元的财产性收入来源，但其消费升级需求已逐步进入饱和状态，新增财产性收入更多转向再投资而非消费，甚至有部分流向境外消费市场，未能对国内消费升级形成有效支撑^【2】。国家统计局2025年数据显示，我国高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中仅15%用于国内消费，其中流向境外奢侈品消费的占比达40%；而中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增长率不足5%，仅能覆盖2%-3%的消费升级需求。

政策保障体系的不完善，进一步制约了二者的有效衔接。在财产性收入端，风险防控体系尚未完善，理财市场波动、资产收益不稳定等问题，使得居民对财产性收入的预期缺乏稳定感，即便获得短期收益也倾向于保持谨慎态度，不愿投入周期较长的消费升级项目；在消费升级端，配套服务政策存在明显短板，品质消费领域的标准体系、售后保障机制仍未健全。以高端智能家居、绿色环保产品等消费升级品类为例，由于缺乏统一的质量评价标准与完善的售后网络，居民即便具备财产性收入的支撑，也会因消费顾虑抑制升级意愿，最终形成“有消费能力却不敢消费”的现实困境。

三、财产性收入拓宽与消费升级政策衔接机制的构建路径

针对政策协同性不足，即部门政策目标错位、工具运用缺乏联动导致效应分散的问题，需搭建跨部门政策协同制定与落地机制，明确“目标对齐—工具绑定—落地监督”三步落实流程，推动财产性收入拓宽政策与消费升级政策形成目标、工具、效果的三重联动。在政策设计环节，可组建由发改、财政、金融监管、商务等多部门参与的专项协调小组，签订《政策协同责任清单》，明确各部门在财产性收入拓宽与消费升级中的职责边界、任务节点及协同要求；小组需定期召开政策推进会，建立“问题台账”制度，对政策推进中的堵点问题实时记录、限期解决。在工具绑定层面，可探索“政策组合包”模式：在县域推进普惠理财项目时，同步配套“理财收益定向消费券”，居民凭理财参与凭证申领的消费券，限定用于县域家电更新、乡村文旅等消费升级场景；在智慧社区建设中，推动社区理财服务点与周边智慧商超合作，居民使用理财收益消费可享受专属折扣优惠；在农村集体资产开发项目中，从资产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设立乡村消费补贴，直接发放至参与农户账户，定向用于本地品质消费。同时，需建立动态政策评估机制，由统计部门定期追踪新增财产性收入流向、消费结构变化等核心指标，针对补贴申领繁琐、政策覆盖不全等问题及时优化调整，确保政策协同效应充分释放。

为破解转化传导断层，需针对不同收入群体制定“分层落实方案”，精准匹配政策工具与群体需求。对于中低收入群体，可重点推进低门槛财产性收入渠道建设：设计起投金额低、风险等级可控的普惠型理财产品，同步开展社区理财知识普及活动，提升群体参与能力与意愿；推进规范化长租平台建设，优先在县域及城郊结合部布局，为居民闲置住房提供租约管理、租金保障等服务，稳定房产类财产性收入；在农村地区扩大宅基地流转试点范围，探索“村集体+运营主体”合作模式，让农户通过宅基地入股获得稳定收益分红。对于高收入群体，可通过税收杠杆引导财产性收入流向国内消费升级领域：对将财产性收益投入高端医疗、绿色低碳消费的居民，给予一定比例的个人所得税返还优惠，并简化退税办理流程；建立跨境消费引导机制，通过推送国内高端品牌信息、举办高端消费博览会等方式，吸引高收入群体消费回流。

围绕政策保障体系不完善的短板，需从财产性收入端与消费升级端实施“双向保障工程”，筑牢政策衔接的支撑基础。在财产性收入端，可构建“风险防控三张网”：一是信息透明网，要求金融机构以简洁易懂的“一页纸”形式公示理财产品风险、收益及兑付规则，对违规公示行为设定明确处罚标准；二是收益稳定网，推出挂钩低风险资产的结构化理财产品，保障居民获得稳健的财产性收益；三是损失补偿网，设立行业互助基金，对因市场波动导致财产性收入重大损失的居民，按规定给予一定比例补偿，缓解居民收益不确定性担忧。在消费升级端，可推进“品质消费保障计划”：加快制定高端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等新兴消费品类的统一质量标准，明确核心性能与安全要求；依托新型城镇化完善县域售后服务网络，整合维修资源设立服务站点，实现“全国联保、就近服务”；将商家虚假宣传、售后推诿等行为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平台，强化信用约束，消除居民消费升级的顾虑。

四、财产性收入拓宽与消费升级政策衔接机制的实践成效

跨部门政策协同机制的落地，切实扭转了财产性收入拓宽与消费升级政策“各自为政”的局面，推动二者形成精准联动效应。多地组建的专项协调小组通过绑定财产性收入政策与消费升级重点领域，在推出普惠型理财产品、推进农村集体资产入市等举措时，同步配套的定向消费补贴与消费券，有效引导居民新增财产性收入向绿色智能家电、健康养老服务、文化旅游等升级领域流动。部分试点区域依托政策效果联动评估机制，定期追踪数据并动态调整工具组合，使得财产性收入增长对消费结构优化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此前流向储蓄或非升级领域的资金占比明显下降，消费升级领域的支出占比逐步提升，政策协同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效果已初步显现。2025年全国15个试点城市数据显示，政策协同机制实施后，居民新增财产性收入流向消费升级领域的占比从12%提升至45%，服务型消费占比平均提升18%。

针对不同收入群体设计的差异化衔接路径，显著缓解了财产性收入向消费升级转化的结构性失衡问题。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低门槛、低风险财产性收入渠道——包括普惠型公募基金、规范化长租市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盘活等——助力这一群体的财产性收入实现稳定增长，进而使其具备从基础物质消费向品质消费升级的能力。部分地区中低收入家庭在智能家居、优质食品、基础健康服务等领域的支出增幅显著，消费层级提升趋势明显^【5】。2025年河南省试点数据显示，中低收入群体通过“普惠理财+消费券”组合政策，财产性收入平均增长22%，智能家居采购支出同比增长68%。面向高收入群体的政策引导则有效减少了财产性收入外流，借助税收优惠与消费积分奖励，推动其新增财产性收入投向国内高端医疗、高端教育、绿色低碳消费等领域；以上海为例，2025年推出“高端消费个税返还”政策后，高收入群体将财产性收益投入国内高端医疗的金额同比增长53%，购置国产新能源豪华车型的数量较上年增加41%；北京通过“国内高端品牌消费积分加倍”机制，带动高收入群体在本土奢侈品品牌、高端康养项目的消费支出增长38%，境外奢侈品消费占比下降15%。高收入群体对国内高端消费市场的支撑作用逐步强化，不同收入群体共同推动消费升级的合力已初步形成。

财产性收入端与消费升级端双向保障机制的完善，成功打通了“有能力消费却不敢消费”的堵点，为政策衔接效果提供了坚实支撑。在财产性收入端，资产收益风险防控体系的健全与结构化理财产品的推出，叠加损失补偿与风险缓释机制的落地，大幅提升了居民对财产性收入的预期稳定性；居民对财产性收入的使用倾向从谨慎储蓄逐步转向合理消费，尤其对周期较长的消费升级项目投入意愿明显提升。2025年全国推广的5000亿元结构化理财项目，年化收益稳定在3%-4%，配合行业互助基金对12万户损失超1万元居民的补偿，使居民财产性收入预期稳定率提升至82%，将财产性收入用于消费升级的意愿较上年提高35%。在消费升级端，品质消费领域标准体系的完善与跨区域售后保障网络的建立，如高端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等品类的统一质量标准与维修平台，配合消费信用体系建设带来的市场环境优化，有效消除了居民的消费顾虑。2025年县域售后站点覆盖达500个，高端智能家居投诉率下降30%，新能源汽车跨区域维修响应时间缩短至24小时内，带动相关品类消费需求释放，财产性收入转化为升级消费的效率提升28%。此前因标准不明确、售后无保障而抑制的升级需求逐步释放，财产性收入支撑消费升级的转化效率大幅提高。

结语

财产性收入拓宽与消费升级的政策衔接机制，是推动内需扩大、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纽带。全文从现实背景切入，梳理出政策协同不足、传导机制断层、保障体系不完善等核心症结，并据此构建起跨部门协同、差异化群体路径、双向保障的衔接方案；从实践成效来看，该机制已能有效引导财产性收入流向消费升级领域，缓解结构性失衡问题，打通消费堵点。这一机制的落地，不仅为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提供了长效支撑，更强化了收入增长与消费升级的良性互动。在后续实践中，还需进一步提升政策协同的精准度，细化不同群体的衔接策略，持续健全风险防控与消费保障体系，让财产性收入对消费升级的支撑作用更稳定、更持久，为构建以消费为引领的经济发展新格局注入更强动力。

参考文献

[1]夏蒙.财产性收入对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D].湖南大学,2022.

[2]谭志娟.提振消费再提拓宽财产性收入资本市场迎利好[N].中国经营报,2025-03-24(A02).

[3]季雯婷,胡若晨.家庭收入结构与文化消费决策：来自CHFS的证据[J].文化产业研究,2024,(02):91-104.

[4]马凤仪.数字金融参与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D].南京农业大学,2022.

[5]浦发银行研究院课题组.从居民工资性收入看消费能力提升的关键[J].银行家,2025,(09):42-52.

作者简介：邓二忠，男（1979.2.1），汉族，湖南郴州，审计师，本科学历，主要研究财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