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全球气候变暖引发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低碳经济”已成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识，2020年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明确要求能源领域加快转型以降低化石能源依赖^[1]。煤炭企业的低碳转型并非单一环节的减排，而是涵盖“开采—洗选—运输—销售—利用—废弃物回收”的全供应链系统工程，供应链作为企业资源配置、成本控制与环境影响的核心载体，其管理水平直接影响低碳目标的实现。然而当前我国煤炭企业供应链管理仍存在一些问题难以适应低碳经济发展要求，因此探究煤炭企业供应链管理的现存问题与优化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紧迫性。

一、低碳经济背景下煤炭企业供应链管理的现存问题

（一）绿色技术不足，供应商低碳意识薄弱

我国煤炭开采以井工开采为主，部分中小型矿井仍采用传统开采技术，存在“高能耗、高污染”问题，且易导致煤层顶板破坏、地表塌陷，而充填开采等绿色技术虽已推广，但根据中国煤炭科工集团研究，其初期投入会使吨煤成本增加8-12元，中小矿井应用意愿普遍较低。同时多数煤炭企业选择上游供应商时仍以“价格、供货能力”为核心指标，未将碳排放量纳入评价体系，一些设备供应商产品能耗超标却因价格低廉被选用，支护钢材等原材料供应商中，一些生产过程碳排放未达到行业低碳标准，直接导致供应链“碳起点”偏高。

（二）加工能耗高，运输碳排放集中

目前，我国煤炭洗选率较高，但还是有部分洗煤厂仍采用湿法洗煤工艺，根据《煤炭清洁加工利用技术指南》，湿法洗煤吨煤耗水1.2～1.8吨，耗水与烘干能耗均较高；干法洗煤等低碳工艺因分选精度未完全匹配湿法，应用率低，导致洗选环节碳排放居高不下。在运输环节，中国煤炭协会公布的数据，2023年全国煤炭铁路运输占比超58%，但公路运输仍占一定比例，其单位碳排放是铁路的2.8倍、水运的4.7倍，且部分公路运输车辆为老旧柴油车，排放超标问题突出；同时电动重卡、LNG车辆等低碳运输工具因充电/加气设施不足，推广进度缓慢。

（三）客户协同弱，碳信息共享缺失

煤炭企业与电厂、钢铁厂等下游客户的合作多停留在单纯的“买卖关系”，未能针对客户的低碳需求提供定制化产品与服务，但煤炭企业仍按常规煤质供应，导致客户需额外投入资金建设或升级脱硫设备，增加了供应链整体的低碳成本；同时，双方在交货周期与库存管理上缺乏协同规划，易造成客户库存积压，进一步增加仓储环节的能耗与碳排放。此外，煤炭企业尚未建立统一的碳足迹核算体系，无法准确测算开采、洗选、运输等各环节的碳排放量，更无法向下游客户提供完整的煤炭全链条碳信息；下游客户因缺乏煤炭碳足迹数据，难以精准核算自身碳排放，导致供应链各主体之间“各自为战”，无法形成协同减排合力，制约了供应链整体的低碳效率^[2]。

（四）碳管理体系缺失，信息化水平低

从行业现状来看，多数煤炭企业未设立专门的碳管理部门，也未制定明确的供应链碳减排目标与考核机制，碳减排多为被动响应环保检查，而非主动规划的系统性行动，导致减排效果零散、不可持续，部分企业仅在开采环节推广绿色技术，却忽视运输、洗选等关键环节的减排，难以实现全链条碳排放下降。信息化建设同样滞后，供应链开采、运输、销售等环节数据分散在不同部门，形成“数据孤岛”，物联网、大数据等智能技术应用不足，无法实时监控各环节能耗与碳排放，既难优化运输路线以减少空驶率，也无法及时发现洗选环节异常能耗，制约供应链精细化低碳管理。

（五）政策协同不足，市场激励缺失

国家层面虽已出台多项政策引导煤炭企业优化供应链、推动低碳发展，但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标准不一，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部分煤炭主产区为保障本地经济发展，对煤炭企业供应链碳排放的监管标准较为宽松；而部分煤炭消费地区对入省煤炭的碳标准要求严格，甚至设置差异化的碳门槛，导致煤炭企业在跨区域经营时需应对不同的政策要求，增加了供应链管理的复杂度与合规成本。市场激励亦不足，全国碳交易市场未纳入煤炭行业，现有碳价低，难形成有效减排动力；且低碳技术研发、新能源工具购置等补贴覆盖有限，中小煤炭企业资金不足、无力承担改造成本，行业呈现“大企业积极、中小企业观望”的不均衡局面，拖累全行业低碳转型进度^[3]。

二、低碳经济背景下煤炭企业供应链管理的优化策略

（一）推广绿色开采技术，构建供应商低碳评价体系

政府层面可设立煤炭绿色开采专项基金，对采用充填开采、智能化综采等绿色技术的企业给予针对性补贴，同时推动“产学研”深度合作，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煤炭企业联合攻关干法洗煤、智能化开采等核心技术，重点突破技术应用中的关键瓶颈，研发新一代智能化开采设备以进一步降低能耗与碳排放。企业层面，大型煤炭企业可发挥技术与资金优势，率先推广绿色开采技术，建设智能化综采工作面，提升煤层气抽采利用率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针对中小矿井绿色改造能力不足的问题，可通过行业兼并重组，推动中小矿井与大型企业整合，共享先进技术、设备与管理经验，逐步提升全行业绿色开采技术普及率。在供应商管理方面，煤炭企业应将“碳排放量”纳入供应商选择的核心指标，构建“价格+质量+碳足迹”的三维评价模型，明确供应商低碳准入标准，要求设备供应商提供产品能耗报告、原材料供应商披露生产过程碳排放信息；对低碳表现优秀的供应商给予优先合作、价格优惠等激励，对碳排放超标的供应商设定合理整改期限，逾期未达标则终止合作，通过上游供应商管控从源头降低供应链碳排放^[4]。

（二）升级洗选工艺，优化运输结构与工具

在洗选工艺优化上，应加快干法洗煤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应用，重点提升干法洗煤的分选精度，推动其逐步替代高耗水、高耗能的湿法洗煤工艺；对现有湿法洗煤厂进行技术改造，增设余热回收装置，减少烘干环节的能耗损失，同时建立洗选环节能耗动态监测体系，实时监控分选、烘干等关键工序的能耗变化，及时调整工艺参数以减少无效能耗，推动洗选环节向低碳化、高效化转型。在运输结构优化上，应依托煤炭主产区与消费地之间的铁路干线（如浩吉铁路），进一步提升铁路运输占比，减少公路运输依赖；在长江、黄河等流域推广“铁路+水运”联运模式，利用水运低碳优势降低跨区域运输碳排放。同时，加快煤炭运输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在煤炭主产区、消费地及主要运输线路沿线布局充电、加气站点，为新能源运输工具推广提供支撑；通过政策引导鼓励企业购置电动重卡、LNG车辆等低碳运输工具，同时搭建“车货匹配平台”优化运输路线，减少车辆空驶率，从运输工具与路线规划两方面降低运输环节碳排放^[5]。

（三）深化客户协同，构建碳信息共享平台

煤炭企业应与电厂、钢铁厂等下游客户建立深度低碳协同机制。在产品定制化方面，根据客户生产过程中的低碳需求（如低硫、低灰、高热值煤炭），调整开采与洗选工艺参数，提供符合客户减排要求的定制化煤炭产品，帮助客户减少生产环节的碳排放与环保处理成本；在库存与物流协同方面，与客户共享生产计划、库存水平及需求预测数据，采用“JIT（准时制）配送”模式优化交货周期，避免客户库存积压，同时结合客户地理位置与运输条件，协同选择铁路、水运等低碳运输路线，降低供应链整体物流碳排放。此外，煤炭企业应联合上下游企业构建统一的供应链碳信息共享平台，参照ISO14067标准建立煤炭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核算体系，准确测算开采、洗选、运输等各环节的碳排放量，形成完整的碳足迹报告；通过平台向供应商推送低碳标准、向客户共享碳足迹数据，帮助上下游企业精准核算自身碳排放，打破“信息孤岛”，形成供应链协同减排合力。

（四）建立碳管理体系，提升信息化水平

煤炭企业需构建覆盖供应链全环节的碳管理体系。在组织与制度层面，设立专门的碳管理部门，负责制定供应链碳减排总体目标与分环节实施计划，建立碳减排考核机制，将减排成效与各部门绩效挂钩，明确责任分工与激励约束措施，确保减排目标落地。在过程管控层面，对供应链各环节实施“碳配额管理”，根据各环节碳排放基数与减排潜力设定合理的碳排放上限，对超配额部分要求通过内部技术改造、优化流程等方式减排，或通过合规碳配额交易抵消。在效果评估层面，定期开展供应链碳审计，全面评估各环节减排成效，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调整优化策略，形成“目标设定—过程管控—效果评估—策略优化”的闭环管理。在信息化升级方面，建设一体化供应链管理系统（SCM），整合开采、洗选、运输、销售等各环节的数据资源，实现供应链数据互通与全程可视化；引入物联网（IoT）、大数据、人工智能（AI）技术，在运输车辆上安装定位与能耗监测设备，通过AI算法优化运输路线与调度方案；在洗选设备上部署智能传感器，实时监控设备能耗与碳排放情况，出现异常时自动报警并触发调整机制，通过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提升供应链低碳管理效率。

（五）推动政策统一，完善市场激励

煤炭企业应积极参与行业协会组织的政策沟通与建言活动，依托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等行业平台，推动煤炭主产区与消费地政府开展跨区域政策协调，统一供应链碳排放监管标准，建立“煤炭供应链碳标准互认机制”，减少因区域政策差异导致的企业跨区域经营合规成本，营造公平、统一的政策环境。在市场激励机制完善方面，积极推动碳交易市场扩容，将煤炭行业纳入全国碳交易市场覆盖范围，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企业主动减排；同时推动相关部门通过政策引导逐步提升碳价，增强碳市场对企业减排的激励作用。此外，政府应扩大低碳政策支持范围，对采用绿色开采、低碳运输等技术的煤炭企业给予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优惠；鼓励金融机构推出“煤炭供应链低碳改造专项贷款”，降低企业低碳改造融资成本，重点支持中小煤炭企业开展低碳技术升级与设备更新，缓解其资金压力，推动全行业供应链低碳转型均衡发展^[6]。

三、国家能源集团低碳供应链管理实践

国家能源集团作为我国最大的煤炭生产企业（2023年煤炭产量约6.5亿吨），在低碳供应链管理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实践，其经验具有代表性。

（一）绿色开采与供应商低碳管控

智能化开采：在神东矿区建设100个智能化综采工作面，采用“5G+无人开采”技术，开采能耗下降22%，煤层气抽采率提升至90%（减少甲烷排放，甲烷温室效应是CO₂的28倍）；

供应商管理：制定《供应商低碳评价标准》，将碳排放量纳入招标指标，2023年淘汰20家高碳供应商，上游供应链碳排放下降15%。

（二）洗选与运输优化

洗选升级：在全国20家洗煤厂推广干法洗煤工艺，洗选水耗下降80%，能耗下降40%；

运输结构调整：加大铁路与水运投入，浩吉铁路煤炭运量达1.5亿吨/年，铁路运输占比提升至70%；推广电动重卡2000余辆，配套建设充电站100座，公路运输碳排放下降30%。

（三）客户协同与碳信息共享

定制化服务：为华能、大唐等电厂提供低硫煤（硫分<0.5%），帮助电厂脱硫成本下降25%；

碳信息平台：建设“煤炭碳足迹共享平台”，向15家下游客户提供碳足迹数据，协同减排率达20%。

（四）实践成效

2023年，国家能源集团煤炭供应链碳排放较2020年下降28%，供应链效率提升18%，碳成本降低12%，既实现了低碳目标，也提升了市场竞争力，为其他煤炭企业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结语

低碳经济背景下，煤炭企业供应链管理的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当前煤炭企业供应链存在“上游绿色技术不足、中游碳排放集中、下游协同性弱、全链条碳管理缺失”的问题，且受政策区域差异、市场激励不足等外部因素制约，这些问题共同影响了企业的低碳转型进程与市场竞争力。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上游技术升级与供应商管控、中游工艺优化与运输结构调整、下游客户协同与碳信息共享、全链条碳管理体系构建、外部政策与市场协同”的优化策略，并通过国家能源集团的实践案例验证了策略的可行性——该集团通过全链条改造实现了碳排放与效率的双重优化，证明煤炭企业可通过供应链管理创新平衡“能源安全”与“低碳发展”。本研究仍存在一定不足，未来还可探索“煤电－新能源－储能”协同下的供应链新模式，推动煤炭行业低碳化、多元化转型。

参考文献

[1]张鑫.低碳供应链下煤炭企业物流管理优化策略研究[J].内蒙古煤炭经济,2025,(02):77-79.

[2]黄纪凯.煤炭企业供应链管理的策略[J].大众标准化,2025,(01):99-101.

[3]常鹏帅,黄海鹏,陈小磊.煤矿企业供应链管理与优化研究[J].科技与创新,2024,(19):129-131.

[4]于庆红.低碳经济背景下煤炭企业供应链管理问题探究[J].中国储运,2024,(05):74-75.

[5]任永珍.低碳经济背景下煤炭企业供应链管理问题探究[J].内蒙古煤炭经济,2020,(12):97-98.

[6]周琬迪.低碳经济背景下煤炭供应链管理策略[J].现代营销(经营版),2019,(31):136.

作者简介：王建伟（1982.04--），男，吉林四平人，汉族，大学本科学历，华北电力大学，职员，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研究方向:煤炭贸易、供应链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