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我国采取长尺度、跳越式发展模式，虽然经济总量成为全球的亚军，人民不再承受贫苦的生活，但跨越式的赶超战略必然是有利也有弊的，主要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资能源稀缺、生态系统难以顺利运行，不仅对人类的生存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也使社会长远的稳定发展举步维艰^[1]。因此，如何克服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成为诸多领域关注的焦点问题。生态政治学视角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构建已是大势所趋，也是缓解生态危机的有效途径。

一、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引发的生态危机和政治危机: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掣肘

第一，中国的后发赶超冲动使经济水平迅速迈上了新台阶，但资源耗费过大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从而导致生态危机屡屡出现。农业国迈向工业国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甚至还要成为信息化国家更是难上加难。西方发达国家在长期内解决的问题我国却必须尽快解决，转型发展中的很多社会问题不断交叉聚集，其中一项显著问题为生态问题。在立足制度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发现在中国历经长时间发展的农业生产方式已出现了 “锁定”效应，人们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已处在该领域不变了，致使劳动生产速度缓慢、重复建设的发生率偏高，资源浪费更成为困扰该领域的问题，如若想一跃而转变为集约型、高技术生产模式必然要面临着诸多后果。无论是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还是过度利用，均会破坏生态环境原有的稳定性，后续发展陷入困境。

第二，官员的自利性取向与政府牟取政绩的偏好使政府忽视甚至无视环保责任，加剧了生态危机^[2]。虽然我国一直牢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但很多行为脱离了该目标，依据之前的改革开放发现，地方政府自利性的问题仍然突出，加之政绩观的影响，从而做出很多急于求成的事情，为了眼前经济利益忽略了后续发展的保障，甚至以牺牲自然环境、违背环保理念为代价。并且，部分地方政府为了实现经济水平提升的目的，出现干预企业的行为，甚至融入市场和人民群众“分蛋糕”，导致市场对环境的破坏程度更高，不仅没有遏制市场失灵状况，还起到适得其反的功能。

二、政治价值基本元素的生态挖掘:型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潜在因素

生态文明是新时代背景下的一大发展要素，需融入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以政治学为切入点，使其和生态学相融合，对社会结构展开全面思考。对于型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需以该理论为核心，站在正确立场上看待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充分认识到三者是一个整体，高度重视三者的和谐共生，将民主法治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制定出呵护人民权益的方案，从不同层面激发社会活力^[3]。型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复杂、丰富的特征，需理性处理不同主体间的关系，判断社会各阶层在发展道路上扮演的角色和存在问题，在符合生态政治学理念的基础上进行处理。生态文明彰显着无限价值，十分注重人的自律与自觉，强调人与自然走协调发展、共同发展之路。

型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同样彰显着较大价值，其中比较关键的为关注权利，当代中国型构生态文明也需考虑到这一点，在立足主体和客体的前提下，做到真正把握权利，明确人类应拥有的权利有哪些，总结出非人类的权利，在此方面投入更多注意力。除了不断扩展权利范围之外，也要认识到人类的环境责任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关联性，引导人类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产生清晰认识，摒弃淡薄的环境保护意识，从日常行为做起，成为环境责任的履行者。

三、构建阶层平等、空间均衡和代际公平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空间正义在对资本主义城市和金融（生态）帝国主义的不平衡发展过程中的特权和不平等进行批判的同时，基于平等权利呼吁为人人都应当享有的城市权利和发展权利而斗争 ^[4]。 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一阵风的短暂运动，在此过程中，东南沿海与西北内陆发展水平良莠不齐，城市的发展步伐飞快、农村的发展步伐却非常缓慢，改革开放成果分配也存在不合理问题。倘若想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得更远，那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考虑到现实情况，针对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主体的关系进行协调处理，制定解决社会生态关系的方案，从空间资源入手，依据现实情况做到公平分配。

四、生态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

生态政治学视角下，生态政治文明在诸多领域备受瞩目，其涵盖着两个层次：首先，政治体系内生态文明。其以政治体系为重中之重，除了实现合理设计之外，还要保障运行情况，在立足人民意志的基础上形成并彰显自身价值。政治体系内生态文明的权威基础比较特殊，即法理型，主要从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到以人民本位、社会本位的重要性，保持较强服务意识、服务理念而开展工作的政府^[5]。政治体系的权力拥有者为广大人民群众，强调将人民的利益和需求放在首位。其次，服务型政治体系。其属于法治政治体系的一种延伸，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与法治型政治体系相比，服务型政治体系的内涵更加丰富，体现出深层次的特征，不仅十分强调依法行政，也是以人民为本积极履行自身责任、提供一系列高效服务的独特载体 ^[6]。从法治型政治体系的层面分析，针对的对象为统治者，其只能确保统治者不做出违背要求的事情，无法确保政府积极履行自身职责、秉持着以人民为本的理念做好各项事情。要让统治者既不把事情做坏也做出对该领域有益、有利的事情，只能选择构建服务型政治体系。所以，服务型政治体系属于法治体系的一种拓展，对统治者的要求更加多样化，为人民和政治体系关系的协调提供支持。并且，服务型政治体系的权威基础与前者不同，其更加注重法理性。在落实服务型政治体系的整个阶段里，要始终以法律和准则为参考重点，只要违背法律和准则的均不可实施。

结论

综上所述，生态政治学视角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构建成为一项重要问题。相关主体需营造绿色生态政治文化，摒弃淡薄的生态文明意识，遵循现代化原则落实绿色生态文化实践；政府部门树立较强的责任感，以正确视角看待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构建，制定并出台有意义的政策制度，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引导人民采用绿色化的生活方式，共同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美好家园。

参考文献

[1]黄敏.空间正义理论视域中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构建[J].鄱阳湖学刊,2023(02):5-18+125.

[2]王雨辰.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嬗变与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构建[J].新文科教育研究,2022(04):13-23+141.

[3]李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构建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21.

 [4]任铃.积极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国际话语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全球视野与国际语境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鄱阳湖学刊,2018(06):117-123+128.

[5]王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构建研究[D].长江大学,2021.

[6]金锋.论生态政治学视阈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构建[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36(01):41-46.